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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教育家赵家骥:心系人民志在千里

周睿 1周前

■本报记者 杜蕾 倪秀

81岁的赵家骥终于要“卸任”了,将他一手建立、看着长大的四川省农村教育研究会(现四川省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)交棒给后继者。

“我也没想到,这会长一当就当到了现在,终于要下来啰。”赵家骥打趣说,“你们不知道,找到适合接棒的人多么难。”

这个成立于1984年的研究会,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创建了平台,见证了四川乃至全国农村教育的巨大变化。正如它的创办者赵家骥一样,始终怀着使命感与责任感,探索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。

赵家骥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,曾任犍为县委副书记、乐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,担任乐山市教委主任18年,现为四川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农村教育分会会长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聘任专家。

他致力于农村教育研究,撰写了6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述,多项模式在全国推广。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的构建农村教育新体系的“三环论”,改变了农村教育单一的体系结构,受到顾明远、瞿葆奎等教育家的高度赞扬。如今,退休后的赵家骥仍然活跃在农村教育研究的天地里,为四川农村教育贡献着一道道“良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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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的使命感

深切了解农民需求,为他们的生计、教育鼓与呼

新中国成立时,赵家骥11岁。那时,他家十分穷困,全靠母亲一人支撑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,县上工作队到赵家骥所在村组,遇到正在地里做农活的他,便动员其去考大学。

“没想到,这一考竟然考上了。”1956年,赵家骥进入四川师范学院(现四川师范大学)就读。在他的记忆里,那时学校还没有水泥房子,全是草房。“学校教务主任时常说,我们住的是‘黄金屋’,因为草屋远看上去是金黄色的。”

由于家庭贫困,赵家骥读大学时,除了母亲凑的些许生活费,主要是靠人民助学金过活,“我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情很深,能一路读完大学,都是靠国家的栽培和帮助。”

毕业后,赵家骥留在母校任教,后又从事科学研究,1974年,他被任命为犍为县县委副书记。尽管并未分管教育,但他每走到一处,首先去看的都是学校。“那时农村学校条件很艰苦,基本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,大部分都在祠堂、庙宇里。”1982年,赵家骥调任乐山地区教育局局长,与教育的牵绊更深了。

在农村长大,学师范出身,赵家骥对农村教育有种天然的使命感,他的教育活动也一直贯穿“三农”事业。他深切了解农民的需求,关心他们的生计、情感与需求。也正因如此,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,四川农村教育发生的巨大变化,有着最直观、最真挚的感受。

改革开放之初,四川学龄儿童入学率极低,文盲充斥,办学条件十分简陋。

“那时乐山的情况就是校校有危房,四面透风的‘四穿’教室处处可见。”赵家骥说,每逢刮风下雨,校长、局长没有不提心吊胆的,担心房屋漏水、垮塌,揪心学生安全。有的学校,学生下课回宿舍,都要搬着砖头回去,因为下雨寝室都会进水,要踩在砖头上才可以走。还有个学校,就在乐山大佛附近的寺庙。四个班的学生都在寺庙的大殿里上课,经常会有4个老师分别给学生讲课,像杂乱的交响乐一样,互相影响。

至于教学设施,除了一张坑坑洼洼的黑板,什么也没有。“黑板烂到什么地步,就是你写个数学题,数字看着都带小数点。”有一次,赵家骥在当时的井研县东陵乡打鼓滩小学听课,一名语文老师课上一直没有写板书,课后,他委婉地跟老师聊天,提醒她不写板书,可能很多学生会听不懂课。老师闻言不好意思地笑了,原来,粉笔是定量领取的,老师头一节课写太多板书用完了,这节课没有粉笔可用了。听了老师的解释,赵家骥觉得很心酸。

“不能再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了,一定要消除危房,改善办学条件!”赵家骥下了决心。可是,钱从哪里来?

乐山市创造性地提出“县为主体,乡为基础,分级办学,分级管理”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,调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,采取集资办学的方式,来建设学校、改造危房。仅1982年至1983年,乐山市多渠道集资达4500多万元,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。“如何调动社会,尤其是农民对办教育的积极性,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乐山的教育改革是从‘集资办学’起步的。”赵家骥说。

“新中国成立以来,四川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,树立了历史丰碑。”赵家骥真挚地说,过去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是今天难以想象的,今天农村教育面貌的改善,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。

实践出“真知”

一头扎进农村,推动农村教育的创新实践

“赵家骥是个‘点子’特别多的人。”这是不少认识赵家骥的人对他的评价。

长期以来,农村教育,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处于边缘化的位置,鲜有人问津。赵家骥却一头扎进农村,研究农村、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,提出了很多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办法。

在乐山集资办学的热潮中,农民对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。怎么有效保护、延续农民对于教育的积极性?赵家骥在调研中发现,当时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普遍效仿中专模式,以学文化、全日制为主的办学特征,一人一年学习某个专业须达到1200学时才能合格。“这样意味着要脱产学习,而想来学习的农民绝大部分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。”

面对这样的困境,赵家骥想出了一个办法,将“化整为零,积零为整,零存整取”的理念运用到农村成人教育中:将学习内容化整为零,通过若干次短期学习,可以完成一定阶段或一定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,最后达到将学习内容融会贯通,实现“零存整取”的效果。这也就是后来被普遍运用的“短平快”模式。

“‘短’就是每次学习时间短,从学习到应用的周期短;‘平’就是要适应农村生产力的水平,适应农民的水平,也要适应发展的水平;‘快’是学校要对农业科技信息的接收快,农民把技术运用到生产中的见效快。”长期与农村、农民打交道的经历,让赵家骥深知,农民是很现实的,针对其的教育内容必须是实用的、有效的,他们才会愿意接受、愿意来。

于是,实用技术成了“短平快”模式的主要教育内容,虽然农民需要学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,但在赵家骥看来,满足当前农民生产实际的需求始终是第一位。就这样,乐山市以乡镇成人学校为依托,逐渐办起果、蚕、药、菇等几十种专业的培训班,吸引了大量农民前来学习。

“‘短平快’模式试行的1983年,乐山参加成人教育的农民就提高了一倍多。到1986年,学习人数暴增到60多万人,非常受欢迎,也帮助很多老百姓富裕起来。”这让赵家骥欣喜不已。更让他高兴的是,1987年8月,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组织召开的“亚太地区大众教育研讨会”上,“短平快”模式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,被当时的联合国亚太地区总干事称为“发展中国家的优化模式”,会后,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在其他国家推广,“短平快”模式走向了世界。

“短平快”的成功,没有让赵家骥就此止步不前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教育实际的模式,推动农村教育的创新实践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职业学校在兴办过程中,面临与经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的问题,学生学用脱节,生源日趋萎缩,职业学校亟待在办学思路上寻求突破。1988年,乐山推出了“宽实活”模式,这又是来自赵家骥的“手笔”。

所谓“宽实活”,“宽”是指专业覆盖面宽,采用主学一门专业,兼学相关专业的办法;“实”是指教学内容要实际、使用,培养动手能力、生产经营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;“活”,是指农村职中学制要活,办学形式、教学管理制度、招生办法、学籍管理等灵活多样。

这一模式的出现,激发了不少职业学校的活力,促使他们重新焕发了生命力。曾任上海职技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黄克孝,在其所著的《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概论》中,列举了世界职业教育的六大课程模式,“宽实活”位列其中。

数年的实践探索后,赵家骥开始思索农村教育整体改革的问题,创造性地提出“三环论”,强调农村教育新体系必须具备普通基础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、成人教育三大元素。这三个“圆环”要围绕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核心,“交叉”“渗透”“互补”,打破封闭,互相开放,互为所用,发挥整体功能。

“三环论”的提出,得到了当时教育学界的普遍认可。著名教育家顾明远评价其是对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贡献,认为赵家骥“从实践出发,提出问题,上升为理论,为教育科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”。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韩邦彦则题词道:“首创三环论,京华播声名。”

从“短平快”到“宽实活”模式的实践,再到“三环论”的创立;从解决职业学校办学问题,到“113”模式、 ZGY课程体系的产生……层出不穷的“点子”,绝非偶然。这些都是赵家骥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,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理论见解。

“办教育,我一直都遵循着一点,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,要真正了解、研究老百姓渴望什么、需要什么。”赵家骥说,这么多年,自己之所以能做了一些有用的事,提出一些“点子”并站住脚跟,都是根据这一点出发的,才能不断有新想法,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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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停歇的“会长”

搭台唱“戏”,凝聚农村教育人的力量

一个人搞农村教育,精力和覆盖范围始终有限。但如果把关心、热爱农村教育的人,集中在一起呢?

四川省农村教育研究会应运而生。赵家骥说,最初成立研究会,是为农村教师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。“集资办学让学校硬件好起来了,但庙子建好了,‘菩萨’要显神,群众才会来。高水平、教得好的老师,就是显神的‘菩萨’。’

在西南师范大学(现西南大学)几位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,“台子”搭了起来,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等19个省市的农村学校管理者、教师齐聚乐山,交流研讨。

起初,大家只围绕一个问题谈:“所在的农村学校,如何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”,老师们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,但讨论教学上的问题十分积极、热心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共同探讨、共同进步,研讨的问题也渐渐变成农村学校师资队伍如何建设、怎样激活管理体制等等,大家搞活动、找选题,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

直到现在,农村教育研究会每年仍在举办活动,为四川农村教育出谋划策。

参与研究会的老师毕竟有限,如何调动起广大老师的积极性,赵家骥明白,关键还要打通教育教学研究的“神经末梢”。1985年底,仁寿一中建立了学校教科室,这是全国最早的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室。次年,乐山又在全市的师范学校(中师)、重点中学、实验小学,以及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中小学,广泛建立教科室。“学校要培养老师,开展研究势在必行,让问题就在学校解决,而不是只靠几个人去支撑。事实证明,这样对大面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。”

学校教研室的做法在全国慢慢铺开,不少省市的人都感叹说:“四川是个常有新点子的地方。”

在赵家骥看来,四川农村教育之所以能保持敏感性,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,使人的思维很活跃、开阔。那时,高校研究理论的专家和教育一线的人联系很多,比如当时西南师范大学、四川师范学院,甚至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人经常在四川农村一线开展实践,基层的教学工作者能得到很多指导,接受不少新理念,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很高。反之,实践也促进了这些专业学者的研究。“‘埋头拉车不看路’是不行的,四川能出东西,实践和理念的有效结合,做得很好。”

退休后的赵家骥,仍然在农村教育一线马不停蹄地奔走,不知疲倦。他说,退休了,对于农村教育,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更深入,理解得更透。

这个时间里,赵家骥提出了“城乡教育一体化——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”的命题。在他倡议下,2006年,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与眉山市人民政府和东北师大主办的全国“新农村建设与教育”研讨会在眉山举办。他与谢家训联名撰写《21世纪中国农村教育——对农村教育跨世纪腾飞关键问题的探讨》中系统探究了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问题。在泸县九中,通过实施农村中学的多模式办学,达成了“农民子女成才的学校”的目标。作为关心下一代的“五老”,80岁的赵家骥还奔波于乐山各个中小学校,做义务宣讲、辅导,担任青少年创造教育的顾问,在科创教育上下功夫。

“四川教育这些年变化很大,成就也很大。我作为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很自豪。”退休已20年的赵家骥始终心系四川教育,他说:“教育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,基于此不断研究和实践,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。”

编辑: 周睿